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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艺术工作者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

2000-09-14 来源:光明日报 袁雪芬 我有话说

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,这种“特色”,很重要的一点是从人文精神中得到体现。从邓小平同志到江泽民同志,对精神文明建设有许多指示、论述,我衷心拥护;同时也深深感到,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,文化艺术工作者更需牢牢树立正确的价值观。

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,文化作为上层建筑,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,要进行改革,这是无疑的。但是,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,文化艺术毕竟与经济有着不同的特点,不同的职能,不同的规律。文化艺术的价值,主要是创造精神财富,从精神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,提高人的精神境界,培养高尚情操,塑造人的灵魂。这种价值,是不能用金钱、利润衡量的。90年代初,我曾呼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。今天看来,这个问题仍然要讲,而且要理直气壮、旗帜鲜明地讲。现在有一种倾向:什么都讲市场,讲赚钱,把市场上的经济价值置于艺术价值、精神价值之上,甚至完全取代,以至是非、善恶、美丑都颠倒了。这是不行的。台湾不少人到祖国大陆来,十分羡慕我们的艺术环境和艺术成果,想尽办法来学习;可我们的有些影视作品反而向台湾的“戏说”看齐了,随心所欲,胡编乱造,这种“戏说”是不是要否定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呢?这样下去,还有什么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可言呢?只能造成民族的虚无主义的悲哀!

近来有人对鲁迅攻击、污蔑、毁谤、否定,这是为什么?我不仅想起1936年10月郁达夫在《鲁迅纪念集》里说的: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,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;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、爱戴、崇仰的国家,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。他是出于对旧社会统治阶级的极度不满、出于对伟大的鲁迅的无比崇敬说这番话的。可是在世纪之交的今天,有些人如此恶毒攻击民族之魂的鲁迅,令人气愤。

回想1942年,当时只有20岁的我,出于对旧社会越剧腐朽状况的不满,出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中华大地的悲痛和义愤,尤其是受到话剧《文天祥》中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启迪,坚定了做人要学文天祥的气节、唱戏要唱正气歌的决心,力争演出反帝、反封建等有意义的题材,要使越剧成为社会的镜子。当时处在老板的雇佣之下,要改革只能用自己工资的十分之九去邀请编导人员。所以要这样做,完全是出于我自发性地要承担一些社会责任。如果论市场意识,那时我正处在市场经济之中,讲我“犯傻”的不在少数。正因为我感到超越经济驱动的艺术价值,才义无返顾地坚持下来了。

再说解放初,我们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,并不是因为给了我们多少钱,恰恰相反,我们有些人是主动降低工资,甚至要求拿供给制,争取参加国家剧团认为是参加革命;我们感到摆脱了“戏子”的低贱地位,被看成是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受到尊重。毛主席、周总理、陈老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心戏曲,并不是因为戏曲能赚多少钱,而是看到戏曲影响着民族性格的形成,起着“高台教化”的作用,并且有广泛的群众基础,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。我非常拥护江泽民同志发出的“弘扬民族文化”的号召,他是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、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高度提出这问题的。作为毕生从事戏曲事业的我,衷心希望这一号召得到落实。但实际工作中一些同志的价值取向往往产生偏差,眼睛只盯在一部作品赚了多少钱。事实上,艺术价值与票房价值,有的并不成正比。有的剧种积累了丰富的艺术成果,是宝贵的财富,需要给予支持、帮助。艺术理论研究,不能指望这类学术成果赚多少钱,若不重视它,不单留不住有限的研究人员,以后也会无人愿意从事清苦的研究工作,这方面已出现断层的危险。

我希望文化主管部门在政策上向精神价值、艺术价值高的部分倾斜,该投入的就要投入。另外,要警惕借“市场”之名,使泡沫文化、劣质文化、垃圾文化泛滥成灾。这类“文化”很可能赚钱,很可能产生一时的轰动效应,但对国民素质、精神文明建设有百害而无一利。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,在文化艺术上要走自己的路,只有这样,我们的艺术才能健康发展,才能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和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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